第二章 消费的神奇地位

头顶上掠过的飞行器让美拉尼西亚人痴迷，但是这些东西却从来没有降落到他们面前。这些东西却降落在白人面前，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有一些相似的东西吸引着这些飞行物。于是美拉尼西亚人在地上用一些树枝和藤曼来打造了这些飞行物的模型，他们标注了降落地点，在夜晚耐心且辛苦第等候真正的飞机降落在此。

如果将在都市丛林中漫步的现代人视为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土著人的同类（为什么不呢？），我们可能将此当作一种对消费社会的寓言。消费奇迹的受益者同样设立了一系列虚假的物以及标志着幸福的独特符号，然后等待着（道德主义者会称其为绝望地等待）幸福的降临。

(相关资料图)

我并不意在将此呈现作为分析的范式，我们拥有的是一种简单的个人和群体消费心态。在的较浅的层面上，我们大胆做个类比：消费行为被一种魔法的思考方式控制；日常生活则是被一种基于“神奇”的思维方式的原始心理所控制；它被定义为一种基于全能思维的信仰的存在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对无所不能的符号信仰）。“繁盛”，实际上仅仅是幸福这一符号的堆积。这些物本身所传递出的满足感就如同美拉尼西亚人的飞机模型，是对潜在的巨大满足感以及整体繁盛的意料之中反应，是消费奇迹的最终受益者们最后的欢呼，让乏味的日常生活在这种疯狂期望中得以延续自身。这些小小的满足目前只是一种祛魅，是祈祷和呼唤完整幸福和终极快乐的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的恩赐不是工作的结果也不是一个生产过程，而是被体验为一种奇迹。诚然，美拉尼西亚人和在电视机前切换频道，等待来自于世界各个地方的画面呈现在他的面前的观众有一个差别：事实上，画面总是遵从其设置的，而飞机却从来不会因这种魔法指示而降落。这样的成功并不足以表明我们的行为是真实的，而美拉尼西亚人的行为是幻想的。两者在某一方面具有相同的精神上的经济保障：土著人对魔法的信心永远不会被摧毁(如果这个过程失效了，会被解释为因为他们漏掉了一些必要的行动),而电视的奇迹会永远传播下去，永远成为着奇迹——在技术的恩赐下，它消除了目前消费者的关心的社会现实的重要原则，即导致图像消费的长久的社会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十分完美，以至于电视观众如同那些土著人一样，经历着一种在“神奇”的效用模式之下如同捕获一般的挪用。

商品神话

商品将自身呈现为对权力的操纵，而不再是体现劳动的产品。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一旦与其作为实物的定义相分离，商品的繁盛就被当作是大自然的恩赐和上天给与的恩典。在和白人接触后，美拉尼西亚人(让我们将视角再次转向他们)产生了一种救世主式的崇拜:货物崇拜。他们推测白人生活在富足之中，而他们却一无所有。这是因为白人知道如何去骗取和倾吞那被驱逐到了世界边缘的黑人祖先留给后代的东西。若某天白人的魔法被揭开，他们的祖先将带着这些神奇的商品一同归来，而之后他们会再也不知道什么是需求了。

因此,“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将西方的"援助"体验为某种理所当然，预料之中，一直以来属于他们的东西。这是一种灵丹妙药，与历史、技术、持续发展和世界市场化无关。但如果仔细考量，西方经济奇迹的受益者们不也一样吗？大多数消费者不也是把富裕视为一种自然的结果吗？环绕在他们身边的安乐乡的幻想和那不断重复的广告让他们相信他们会得到所有一切，他们富裕的权力是合法且不可剥夺的。对消费的信仰是一种新的因素。成长中的新一代现在是继承者：他们不再单纯的继承商品，而是继承者理所应当富裕的权力。在美拉尼西亚衰退的货物神话在西方复活了。即便繁盛正成为着一种司空见惯的日常，它依然作为一种日常奇迹被体验着；目前为止它不是表现为被一种生产和提取出来的东西，一种在历史和社会进步后的产物，而是一种由一家仁慈的神话机构来分发的东西；而我们则是这一机构技术，进步和发展等方面的法定继承者。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从首要的客观的以及决定性的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生产社会或是一种生产秩序，而是一个包含了经济和政治策略的场所。这意味着有一种消费秩序纠缠其中，这一种是操纵符号的秩序。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毫无疑问是大胆的)与魔法思维类似的观点，因为这两者都依赖符号并处于符号的庇护之种。越来越多当代社会的基本问题被纳入了意义逻辑的范畴之中，一种对编码和符号系统的分析——这并不会使我们回到原始社会，意义和代码的历史生产问题也保持着不变——这种分析必须将自身结合到物质以及技术生产过程的分析之中，才能作为理论延续下去。

灾难的消费性眩晕

符号的使用总是矛盾的。其功能如同戏法一般变来变去：先让某种东西(力量、现实、幸福等)出现再让其被符号捕获；提出某种东西并加以否定和抑制。总所周知在其神话叙事中，魔法思维如同变戏法般地抹去变化和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对图像、事实和信息的普遍消费也意在用现实的符号来唤求现实，用变化的符号来唤求历史。 

我们总是在预期或回溯的双重模式中消费着现实。无论如何，在符号的尺度内我们就是这样的。例如，当《巴黎竞赛画报》向我们展示了“被指派去保护（戴高乐）将军的秘密部队在省政府地下室用机关枪进行训练”时，这一画面并没有被作为“信息”来解读，它反应的是政治背景及相关的解释。对每个人来说，这其中存在着一种绝妙的暗杀企图，一个惊人的暴力事件:即这种企图将要实现，它正在发生;图像是此次事件的先导，图像体现了一种预期的享乐，是非颠倒实现了自身。我们在此所见到的是因商品的崇拜而产生的对奇迹般繁盛期待的反向效果。大量商品和灾难在这两种情况下给我们带来了消费的眩晕。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我们的幻想在图像中符号化并在其中自我消费。但是相比在心理层面激发我们的兴趣，更值得重视的是进入图像中被消耗和被压抑的事物：现实世界、事件和历史。

将消费社会特征化的是大众传媒中新闻质料（各种事实）的普遍性。所有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信息都是以一种不痛不痒又不可思议相同的形式被接收——一种新闻质料的形式。它一方面在景观的模式之中疯狂的完全地实现；另一方面则通过传播媒介远离现实，坍缩为符号，完全的去现实化。因此，新闻不是属于其他的任何范畴，而是属于这种魔法思维和神话学的核心范畴。

对于真实性，真相，客观的贪婪需求为这种神话学提供给支撑。纪实电影、现场报道、新闻快讯、有巨大影响力的照片以及目击者报道等随处可见。到处充斥着“事件的核心”、“战斗的核心”、“现场”、“面对面”——完全置身于事件之中的眩晕感和“活在真相之中的巨大刺激”中——奇迹再一次诞生。面对媒体报道、电视转播中和录音带中的事实，尽管我并不在场，但这比事实还事实。换句话说，是实际上不存在而偏偏又存在的事实，又或者说是幻象。

大众传播带给我们的不是现实，而是现实产生的令人目眩的漩涡。或者说，没有这些文字游戏，现实就不会令人目眩；亚马逊丛林的中心地带，现实的中心，激情的中心，战争中心，这些基于大众传媒的“中心”以及它们带给人的眩晕之感将不复存在。“中心”是激情和事件的专断符号。符号则是安全感的源泉。

所以，我们生活在符号的遮蔽以及对现实的否认之中。这是一种神奇的保障机制:当我们望向呈现这个世界的图象时，谁能将现实的短暂入侵和不在场的深度享乐区分开来？图像、符号、信息——所有这些我们“消费”的东西——代表了我们心中通过与世界的距离而被项固的安宁。这种距离因对现实的影射(即使有时这种影射是暴力的)更加具有抚慰性，而非妥协性。

信息的内容，符号的所指在很大程度上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并没有介入其中，而这些媒体也没有打算让我们参与其中；相反，他们用得到真实保证的符号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消费符号。由此我们可以开始对消费实践进行定义了。消费者与现实世界、政治、历史、文化的关系，不是利益、投资或协议责任的关系，也并非是完全无所谓的关系：而是一种好奇心的关系。从这个方面出发，我们可以说在此所定义的消费层面不是对世界认知和了解的层面，也不是对其完全置之不理的层面：而是一个误解的层面。

好奇心和误解表现为朝向现实的同一种整体行为，一种因大众传媒的实践和消费社会的特征而普及化和系统化的行为模式。这是在贪婪和反复体会符号的基础上，对于真实的否认。

此时我们可以给消费下一个定义：日常生活。这不仅是指日常行为的总和，也指一种空乏和重复的维度：这是一种解释系统。日常生活是将整个实践分离成一个先验的、自主的抽象范畴（政治、社会、文化）和一个内在的、闭合的、抽象的“私密”范畴。从工作、娱乐、家庭、社交：个体以一种相互关联的模式重新组织所有这些东西，在世界和历史的方面，这是一个基于“私密”的封闭、个人形式上的自由、对环境的证券化占有与误解的聚合系统。以整体的客观视角来看，日常生活是匮乏和剩余的；但相对的，从其努力地实现完全自主化以及重新解释世界以供“个体的内部消费”来看，它是成功的、令人欣慰的。正是在这里，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大众传媒的领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有机的联系。

如果没有世界的拟像，没有参与世界的非临场见证，封闭的日常生活将如同《Verborgenheit》一般令人无法忍受。它被那些图像和先验的重复符号推动运行。正如我们所见，其安宁需要现实和历史所产生的眩晕，需要永恒的消费暴力来助其前进。这就是其特有的下流之处。它偏爱事件和暴力，只要这种暴力是可控的就行。例如懒洋洋地躺在播放着越南战争的动画前的观众。电视图像就像一扇面向室内的窗户，在这个房间中，外部世界的变成了某种亲密而温暖的东西——这种温暖中带着有驳常理的热情。

在这种“生活”的维度上，消费把对（现实、社会、历史)世界最大程度的排斥变成了最大的安全指数。它想要解决这种张力——一种因错误导致的幸福。但是这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新系统所隐含的消极性与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意志、行动、效率和奉献性的道德的社会道德准则之间的矛盾。因此，这种新的享乐主义行为方式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与此同时“欲望战略家”们勾勒出来了从消极之中摆脱负罪感的迫切需求。对于大量没有历史观，并且对此欣然接受的人来说，消极被视认为是无罪的。大众媒体引人注目的夸装之处就在于此(事故/灾难报道成为常见的信息内容):为了解决清教徒道德观和享乐主义道德观之间的矛盾，私人范畴的这种安宁状态不得不作为一种只存在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并不断遭受灾难性命运的威胁之下的价值观。

这种暴力以及来自外部世界的非人性化，不仅需要安全性被更深刻地体验为其自身（在享乐经济中），更应当在每时每刻都作为一种选择被认为是正当的(在救赎性的道德经济中)。命运、激情的和灾祸的符号必须在保守的领域周围涌现，物的礼拜形式才能让日常生活重新夺回处于它对立面的庄严和崇高。灾祸就这样到处被唤起并暗示，让空乏陶醉其中。在广播和电视、报纸、私下交流和全国范围的讨论中，交通事故高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证明了一点:车祸是“日常灾祸”的最佳案例。此类事件被如此“热情”地发掘，因为它展现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共性功能。只有冗长的天气预报才能与冗长的交通事故报道相匹敌。事实上，这两者组成了一对神话一般的组合——对晴天的痴迷与灾祸相关的冗长叙述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日常生活展现出这样一种混杂的奇怪情景：在一方面“社会地位”和消极性提供使人愉悦的辩解，另一方面又和命运的潜在牺牲品的“忧伤的享乐”搅在一起。这一切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更恰当来讲，这是一种“多愁善感”。消费社会就像一座耶路撒冷城，被围困在此地，富饶并遭受威胁。这就是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

（注：经过考察译者会在后续翻译中将前文的“杂货店”修正为现代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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